20世纪的自由主义神学

受到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一些大学、神学院和教会开始偏离他们原来的信仰。基督教基要派人士则成立了自己的机构，并采取了与现代文化划清界限的方式抵制自由主义神学的侵蚀。当自由主义神学开始侵占神学院和讲台的时候，基要派人士的回应是以激进的、分裂主义的观点看待整个生活——尤其是思想领域。他们消极避世的态度使得“反智主义”在他们当中一度盛行。他们把人们（甚至包括基督徒）接受教育并拥有知识看做危险之事，并把人的情感和经历高举到比思想更重要的地位上。
 
公众对基督教的看法一直很消极，基要派信徒也仍然持守着自己自杀式的、反对一切的分裂主义立场。终于，20世纪40年代，卡尔亨利（Carl Henry）和葛培理出现了。他们向人们展示出保守派基督教的一种更成熟的形式，它并没有在基督教的核心真理上妥协，这标志着现代福音派的诞生。
 
现代福音派重视人的思想，他们相信上帝呼召基督徒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文化生活中，而不是消极地逃避它。因此，现代福音派在社会上得到了比基督教基要派更广泛的认同，但同时它也面临着挑战，那就是，在维持社会认知度的同时，它是否需要在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上有所妥协，或者是在文化无力改变社会现状的情况下，放弃基督徒警戒世人的责任？基督徒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传递真理、影响社会是自己的责任。
 
新正统运动
 
20世纪初，自由主义神学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然而，巴特坚持抵挡住了这股潮流的侵袭，开始了一场神学革命，后来被人们称为“新正统运动”。在面对纳粹党的疯狂举动时，他也表达了自己的反对立场。
 
巴特的思想无异于一枚炸弹，投向了自由主义神学阵营，于是他们开始向他咆哮，基督教保守派人士则开始向他鼓掌。不过，后者很快发现，他对圣经启示及其在基督徒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他说，圣经并不完全都是神的话，而是有一部分是神的话；圣经并不是来自神的直接启示，它记载的只是人类对上帝启示的回应。
 
结果，巴特遭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批评。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承认，20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非巴特莫属。虽然他最初也来自自由主义神学的阵营，但后来他一直在尝试将自由主义神学拉回到正统基督教的根基上。即使他自己可能也没有完全归回，但正是他亲手埋葬了自由主义神学发展成为经典神学的希望。

——理查德 W. 科尼什，《简明教会历史》,2010.

20世纪对教会的冲击

除了科技的发展，另一个挑战便是共产主义的兴起与蔓延。自从主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来，短短的几十年，共产政权统摄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共产主义是一套完整的宇宙人生观和历史观，对很多人有莫大的吸引力。共产主义之中不少人文理想根本是来自基督教，当然也有一些是与基督教对人的瞭解及理想有所冲突的。这些理想成为很多革命者的生命动力，推动革命。然而，共产主义的唯物思想否定了神的存在，也否定了宗教的价值，因此，当共产主义蔓延时，基督教便受到很大的压力。
 
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不断冲击基督教的思想，神学家面对这些思想的冲击不得不重新瞭解传统的信仰。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好的，但偶一不慎，很容易让这些思想取代了教会信仰的实质。例如马克思主义在南美对神学思想影响极深，因而产生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固然不一定是错误，但问题是，当神学家完全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历史及社会状态，他们很容易失去了圣经的透视。不单如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历史、社会的转变，革命是主要的动力。如此，神学家往往将圣经的信息解释成革命的信息，这是非常危险的。
 
语言分析哲学对神学也有相当的影响，语言分析哲学家认为神学语言是没有意义的，因此神学所讲的东西有很多都是在人的经验以外，是不能摸、不能见的事物，例如三位一体的理论等。因着这种挑战，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纪中很多神学家便致力研究神学语言到底在20世纪是否还有它的地位。一些神学家研究的结论是，传统的神学语言在20世纪是完全无用的，就算是"神"这个字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他们开始谈到将"神"这个名词从字典中抽出来。而"神死了"的神学思潮便是这样开始的。

20世纪是神学思潮汹涌，也是相当纷乱的时代。一个思潮兴起，流行一时，不到十年便又衰落。这种情况，使信徒感到很迷惘，甚至怀疑神学家在玩一些思想游戏，因此神学教导在很多信徒的心中也失去了过往崇高的地位。
 

——余达心，《基督教发展史新释》

20世纪教会的情况

在20世纪，科技发展急速，经济的发展更惊人，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更明显地成为文化的主流。而除此以外，共产主义的扩展更是前所未有的，也构成了20世纪很重要的特色。20世纪虽然在各方面都急速发展，但很奇怪的，欧洲人的自我形象却不断下降。原因很简单，两次的大战将他们过往极高的自信都打碎了。他们突然惊觉自己黑暗的一面；也很深的体会到罪的真实。同时，科技与物质文明的发展却带来了很多其他的问题，例如污染便是很好的例子。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西方现代人在20世纪中叶开始不断地探索新的方向。
 
在十九世纪，教会可谓处处失利。在神学思想方面，新派神学攻占了很多神学院的阵地，尤其是在大学里面的神学系。在科学与信仰的争论中，科学似乎永远占上风，例如生物学家赫胥黎与牛津的主教在一次公开的学术辩论中，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辩论，结果牛津的主教惨败。进化论便毫无疑问的为人所接纳，并以此否定创造论。然而到了20世纪，形势却有所转变，神学家巴特首先举起反新派神学的旗帜，再次肯定圣经的启示及神的主动性，他强调，要瞭解神，我们必须放下我们为自己建立的宇宙人生观，放下我们的假设，安静地去聆听神的话。巴特在欧洲的影响至为深远。在他的领导下，一群忠于传统信仰的神学家开始在各神学院发挥他们的作用，收回部分已失的阵地。同时，在主后一九三Ｏ年开始，特别在美国，福音派渐渐兴起。

过往，忠于传统信徒的神学家或信仰在外面的各种压力下，退缩在自己小小的圈子内，称自己为基要派，将神学院、大学的阵地放弃掉，任由新派神学人士占据。但从三Ｏ年代开始，一些有见识有才学的基要信仰的人觉得要在知识界内重新建立基督教信仰的地位，并且要重新收复在大学及神学院失去的阵地。于是，福音派的神学院便一间接一间的开办，并且在学术水平上，直追大学内的神学系，而新一代的福音信仰的神学家便在四Ｏ年代出现，为福音信仰神学建立稳固的基础。
 
20世纪也是宣教运动退潮的时候。欧洲以外的地方，民族主义兴起，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各民族都寻求确立自己的身份，因而对于宣教士有很大的抗拒。同时，各地区的教会也寻求自立。一时间，宣教士失去了过往扮演的角色，以至有很大的失落感。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到了20世纪便渐渐失去了过去的活力。然而，这却刺激了地区教会的自立性及自主性，地区信徒的恩赐与活力便更深得发挥，这一种祝福是很多人所料不到的。各地区的教会，不单著意训练自己的领袖，更著意建立自己的神学，将神的启示更具体地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内表达出来。所谓本色神学或本土神学便是20世纪才出现的现象。

 

——余达心，《基督教发展史新释》